公元1895年，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那年，清朝商人潘乃光作了百首《海外竹枝词》，其中《巴黎》其七云：“阿德薄郎译茂林，交柯接叶何阴阴。藏春最好兼销夏，不是知音不便寻。”“阿德薄郎”即布洛涅（LeboisdeBoulogne），乃巴黎西部森林公园，国际驰名游览胜地。潘氏自注：“此处男女私会习为固然。”对巴黎男女可自由私会之社会风习深感奇异。在他眼里，法兰西（“佛郎苏”即France之旧译）无疑是淫佚之地。彼时出洋的中国人，往往觉得列强仅仅科技（所谓“奇技淫巧”）胜过本国，至于衣冠文物、文化风习，还得是我“天朝上国”。

　　此前，1878年，日本明治维新志士中井弘（号樱洲）出版《漫游记程》，中有汉诗《巴里竹枝》，其一云：“春满街头车马纷，葡萄美酒带余薫。遥自凯歌门外望，绿林原上客如云。”据中井弘自己解说，所咏亦为布洛涅森林公园。公园酒肆、茶房、士女杂沓兴旺，足可想象其多么繁盛。言语间见出赞美向往之情，正是当时日本人“脱亚入欧”思潮的体现。

　　一百多年后，中国教授汪涌豪也数次涉足巴黎，作诗多篇，中有七绝《巴黎旅次即事》：

　　乍移芳树春谁主，拟去稠情莫我惊。已绝愁殷归俊造，自难梦断侣迁莺。

　　浓情除去，巴黎也不会使他惊动。又有《过红磨坊为天才画家劳特累克沉溺声色不得永寿感作》：

　　春衫袖窄褪红绡，咽泪成歌蹙黛娇。候舞康康笙管裂，好因殢酒赴星桥。

　　红磨坊是巴黎声色场所。劳特累克身体畸形，天才横出，其画作让全世界记住了红磨坊，但放荡不羁的酒色生活导致他年仅37岁即英年早逝。潘乃光们不会对他感兴趣，如果见到他画中那些袒胸露乳的女子和勾肩搭背的游乐男女，必定又来一番鄙视训斥。汪涌豪不是道德家，也不是去西方取经的东方志士，更不用通过贬低他者文明来获取自豪感，他只是为天才早逝而感伤，一如郝经《长歌哀李长吉》对李贺的哀悼：“车声嘒管缥缈间，乱霞颠倒无踪迹。……瑛瑛玉树生瑶阶，有瑶花兮花不开。仰天三叹天无语，万里长风酒一杯。”或者王尔德《济慈墓》对济慈的哀悼：“你的名字用水写在了大地上，但我们的泪水会使你的纪念碑万古长青，使它像罗勒树一样茂盛。”

　　汪涌豪写出了普遍的人性，其《丁酉岁末客中述怀兼答诸亲友问》即自言“未识海田移物性，但惊人情古今同”。人寿不永固已令人哀伤，天才早逝更让人扼腕痛惜，陶渊明所谓“恸由才难，感为情牵”（《读史述九章·七十二弟子》），这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人性和共同的价值，与道德无关，跟政治无涉。

　　上引汪涌豪诗出自其刚刚出版的古典诗集《巢云楼诗钞》。书中绝大部分是他在国内外旅行的吟咏，用脚丈量大地，用诗记录见闻，大多数篇什又是书写世界各国和地区的，足迹遍及五大洲主要国家，以平等观，看天下相，作文字游，用古老的东方诗性语言书写世界各地的历史、地理和文化，健笔深情，豪气逸致，“思先风过树，诗后雨生烟”（《苏黎世闲兴》），可谓一个人的寰球地理诗学。

　　二

　　清末民初，中国知识人出洋漫游，主要有两大目的：或为救世，或为避世。一个多世纪过去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如今汪涌豪之持笔去国，只为壮游阅世。七绝《别列日兼答故人问》作于比利时，是夫子自道：“虽乏奚奴好漫游，因山耸秀每寻幽。庄鹏心既横沧海，越鸟何须念故俦。”要学鲲鹏展翅，作逍遥漫游。又有长篇七古《远游吟》，开头即自述去国远游之志向：“丈夫何必重去国，沾恋妻孥轻远游。攀条折藜享独乐，飘零岂为衣食谋。”接下来换韵描述，具体形象地展示远游之乐趣：“春困因朝风扶将，夏正清凉夜未央。看山酣倦闷瞀久，枕水熟寐浮梦长。含悲乘月数雁落，衔恨侵星吟月黄。”末尾再次换韵，表达“永远在路上”的夙愿：“愿尔驮金长为客，九衢昂藏动新雷。遮莫海表浑不识，常覆掌中浊酒杯。”人生本就如逆旅，索性将“逆旅”落到实处，阅世走四方，将远方变为此处，用诗歌安顿此岸。

　　读到这些诗句，我们会想起歌德的名篇《漫游者的夜歌》：“一切峰顶的上空/静寂，/一切的树梢中/你几乎觉察不到/一些声气；/鸟儿们静默在林里。/且等候，你也快要/去休息。”据译者冯至解释，歌德这时带着政治失意的情绪从魏玛到瑞士旅行，在林区山顶上的狩猎小楼里过夜，意在躲避小城市的嚣杂、人们的怨诉、无法改善的混乱（《论歌德·一首朴素的诗》）。但汪涌豪不是为了躲避。《从子登凯旋门及至埃菲尔铁塔意已阑珊因作诗自嘲》：“但求水渊静，何须山海逃。”明确说明登山过海不是为了逃避现实。《五十六初度》则说要“随分”，即依照本性：“岂甘穹龟较寸尺，宁与苍鹤同比肩。随分生涯等闲度，强饭犹自学少年。”此处与苍鹤比肩，前诗学鲲鹏展翅，皆同一机杼，天然自性，乃在振翅高飞，远游乐逍遥。

　　作者有许多荣禄机会，但他绝意仕进，“看人命达频入幕，顾我才菲懒登船”（《五十八初度》）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是他的追求，他决意转过身去，心随性所在，身往心所向，在寰球旅行中寻找人生意义，照见本心。《岁末客中吟》就是他的自白：“又爱远游迷归路，穷极古今识西东。”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著史要求，在诗人这里被转换为漫游目标，而且要添加“识东西之地”。汪涌豪身历五大洲，笔咏三千界，其诗有别材，其情有别调，超越本土情结，属意“识西东”、通古今，追求世界文明的共通性和中外文化的大同性，钱锺书所论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（《谈艺录序》）的人文旨趣，在《巢云楼诗钞》里落实为诗人环游世界的在地经验。

　　《游维尔茨堡五首》其四：“每绝尘中累，时亲物外真。”遵从本性去游历观物，亲近天地万物和人的本然真意，本于诚，求于真，作逍遥游，行环球路，生大欢喜，得大自在，故《法兰克福拜瞻歌德故居》表达了终生远行的态度：“每从雍容轻世贵，还应潇洒老天涯。”看轻“成功”，从容不迫，行止求潇洒，目标指天涯。诗人“才起闻水声，便作浮海想”（《咏怀诗二十八首》其二十六），时刻想着奔赴远方，“挂席赴蜃阙，容与逐北辰”（《法鲁望大西洋》），渴望追逐星辰大海。他所得几何？且读两首五律：

　　桥横云散影，水渌树含光。霜结晨霞白，苔封旭日黄。镜销花翠袖，灯烬月霓裳。词客无幽恨，雍容进玉觞。（《布罗瓦闲居漫兴》）

　　云屯平野静，日迥断山青。寒色循香度，霜阴值雨停。朝兴常作剧，夕殒偶通灵。消黯人归晚，光明圣到庭。（《尼姆卡利神殿》）